试析方鸿渐形象

程万里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虚构了一幅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图景”，是一个没有传统意义的英雄人物的小说世界，或者说《围城》是一个反英雄人物的世界。其一号男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一位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形象。

所谓传统意义的英雄人物，是指传统的正剧或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他们总是与环境处于正面对抗的状态。英雄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通常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无论是凭借智慧或是依靠武力，都要比常人高出一筹，英雄的所作所为所思，总是大大超越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英雄总有某种超自然的“神性”，总是跟大起大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通常具有某种坚定的信念，有着为贯彻信念而不惜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传统意义的英雄人物。

所谓反英雄人物不是指反面或反派人物，而一种让人又怜又厌的，“哭笑不得”的人物，他们既非正人君子，又非市井恶棍；他们时而尖刻滑稽，时而孤僻困惑，在乱世之中不甘堕落，却无法找到精神家园。他们与传统英雄人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或找不到一种坚定的信念。反英雄人物是相对于传统英雄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是特定环境中信念危机的产物，反英雄人物是清醒而又迷茫的弱者。清醒，是因为他们有着比较尖锐的批评能力，迷茫，是因为他们总是找不到出路，屡屡为环境所粉碎，成为社会中的“多余人”。《围城》中的方鸿渐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反英雄人物。

方鸿渐是清醒的，对现实有尖锐的批评能力。虽然他从没有正面批评过某种社会或文化弊端，却常常在他的日常言行中不经意间喷射出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问题或人性弱点的嘲讽。例如，方鸿渐刚刚回国，应邀到家乡的一所中学演讲，由于忘了带讲稿，情急之下，他只好当场“胡扯”道：“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是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煞。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方鸿渐的这一番“邪说”，惊得中学校长慌忙向听众解释：“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他有意讲幽默的话”。通常读者大概也认为方鸿渐的这些话是因他忘带讲稿而导致的“胡说八道”。但看看《围城》中的叙述和方鸿渐的一些思考，就会发现这位反英雄人物在中学的这番“演讲”并非毫无道理，方鸿渐似在无意中道出了中国人对西洋文明的误读、误解、误用总是多于正面的、积极的吸收和利用，其实他是以“歪理”说出“正理”来。方鸿渐“幽默的话”却道出了海通几百年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浅薄理解，方鸿渐的“邪说”与正统教科书的论断的可能大相径庭，却无意间触及了所谓“正统思想”的要害，歪打正着地指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畸形文明的弊端。方鸿渐是以漫不经心的“戏说”姿态，尖锐而深刻地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文明问题乃至人类生存之困境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对此现象鲁迅先生曾愤激到：“什么东西进中国就完了，如浸入染缸而面目全非。”《围城》中另一处也说到：“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中国真利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再如方鸿渐对文凭的看法：“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段话，表面上是说文凭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文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文凭可以“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更是说得入木三分，是对现代教育体制弊端的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也在三闾大学诸教授的身上得到了充分验证。

方鸿渐的清醒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性格缺陷和人生误区是了解的，具有“自知之明”。他曾经对赵辛楣这样说过“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都比我有信念。我还记得那一次是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可见，方鸿渐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缺乏“信念”的人，对“围城”的感想正是方鸿渐对于自我性格的弱点有所察觉，总是担心“丢了面子”，如在和孙柔嘉的一次纠纷中：“鸿渐惊骇她会这样下毒手，看她扶桌僵立，泪渍的脸死灰，两眼全红，鼻孔翕开，嘴咽唾液，又可怜又可怕，同时听下面脚步声上楼，不计较了，只说：‘你狠，啊！你闹得你家里人知道不够，还要闹得邻居全知道，这时候房东家已经听见了。你新学会泼辣不要面子，我还要做人，倒要面子的。我走了……’”在这场婚姻纠纷中，不再“计较”是因为“听下面脚步声上楼”，担心的是“家丑”被家人知道，被房东知道，被邻居知道，丢了面子，难于做人。就连孙柔嘉扶他过桥这件小事，他也担心会因此被人小瞧。唐晓芙的一顿斥责，更是让方鸿渐大丢面子，因而连解释的勇气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方鸿渐是一个过于爱面子的人，他不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穿长衫的孔乙己那样，对周围已经变化的环境丝毫不知，还沉溺在“回”字有多少个写法这样的已经“腐朽”的学问中，受过西方高等学府熏陶的方鸿渐清楚当时的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当时世界的经济、权力格局是如何地分布，明白人生的悖论包括自己的性格缺陷，他是非常清醒的。

方鸿渐是迷茫的，是个精神流浪汉。《围城》以方鸿渐的行踪为叙事线索，这种小说叙事结构模式与西方“流浪汉体小说”很相似，但《围城》中的方鸿渐却不同于西方流浪汉，他没有西方流浪汉那种乐天派的气质和主动冒险的精神，而是个精神流浪汉。方鸿渐的每一次“出走”，都是充分的环境原因推动着他，并非为“流浪”而“流浪”，他在某一地的时侯，并不知道他所要奔赴的另一地是在何处，他的“流浪”比较被动，在上海苏文纨家的情感角逐中失意，促使他的湖南三闾大学之行，而三闾大学内部的不同系统倾轧致使其未被续聘和好友赵辛楣的“桃色事件”又导致了方鸿渐回上海的决心，最后，方鸿渐决定去重庆也是因为在上海的婚姻状况不如意，从方鸿渐的路程看，他每走一步都不盲目，而是从上一环境中自然地出走，又去另一个新环境寻找机会，但他的人生理想是模糊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不断转换环境，是他不断尝试新的生活的动机，在一次次的寻找过程中他不断感觉到他的人生价值的“贬值”和世界对他的疏远，“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在换了几个环境后，方鸿渐的生活热情降低了，“心境老了许多”，这位有自知之明的知识者这样描述自己：“他想现在重逢唐晓芙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中，真见了面，准也如此，缘故是一年前爱她的自己已死。爱她，怕她，怕文纨，给鲍小姐诱惑的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心态如此，可见他消极，颓败，心境确实“老了”许多，用《围城》里头的一句话，便是“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这位游学西方，获得中国旧学和西方现代文明双重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无法找到他事业的目标和灵魂的寄托，只感到“黑夜”深，却看不见“光明”中西文化为他提供的精神养料却无法使他的精神世界获得一个栖居之所，他成了一个双重的精神迷失者，在“深夜”里“活得不痛快”。

方鸿渐是怯懦无能的，虽然对环境有格外敏感的触角，但缺乏挑战环境的勇气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方鸿渐的怯懦无能，使他在《围城》中的每到一个新“围城”经历一段人事后，总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出逃。赵辛楣评价方鸿渐道：“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这句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方鸿渐性格的怯懦的一面，在他和孙柔嘉的婚姻纠纷中更是展现无遗。在小说中，孙柔嘉是一位喜欢小家庭生活的“小女人”，她没有太高的理想，对方鸿渐也没有提过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她谴责方鸿渐为“懦夫”，是因为方鸿渐连婚姻小纠纷都没勇气面对，他的“退缩”令孙柔嘉忍无可忍，不得不对他“狠”起来。使他们婚姻走到了围城的边缘。

反英雄人物在恶劣的环境面前总是言论“大于”行动，反英雄人物选择人生的方向是逃避，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逃避，最终成为社会的“多余人”。方鸿渐留洋求学，却没有得到父母和挂名岳父期待中的文凭，是学业上的“多余人”；回国后，在上海和唐晓芙恋爱一场后，也是以一个“多余人”的角色从情场上退却。勉强到了三闾大学，又很快被挤压成三闾大学的“多余人”，以被解聘告终。而在方鸿渐和孙柔嘉结婚后，婚姻“围城”内的纠纷也使二人面临分手的危机，在婚姻方面，方鸿渐再次成为“多余人”。比较《围城》中其他人物，方鸿渐是个真正的“多余人”，在三闾大学中，不说李梅亭、汪处厚这样的教授，就连辅导员范小姐都知道如何通过各种技巧达到某种目的，这些人物的处世步骤具体而且明确，他们的人生信条比方鸿渐清晰，虽然他们是那样庸俗不堪。《围城》中与方鸿渐配合默契的赵辛楣虽也屡屡受挫，但后来在官场上很快踌躇满志，他在适应环境能力上，显然要比方鸿渐高出一筹。至于同样面临婚姻危机的孙柔嘉也不能算“多余人”，她努力“以柔克刚”，试图将“不踏实”的方鸿渐纳入她设定的生活轨迹，共建幸福小家庭生活，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为之努力。

在《围城》中，真正的多余人是方鸿渐。方鸿渐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原因之一是正直、懦弱，受到中西文化熏陶，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的方鸿渐与整个三四十年代病态的中国社会无法“并存”。虽然，方鸿渐不断地改变环境，从一个小“围城”逃到另一个小“围城”，但仍然逃不出这个特定的大“围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人格的病态，一些堕落、无能、狭隘和不振作的伪知识分子对学界的把持，外族对中华民族的战争威胁，都使得方鸿渐的不断寻找，不断寻求改变的努力成为泡影。但《围城》对方鸿渐成为多余人的原因并不都归究于环境的恶劣，而是从人性的“围城”现象，即人总是生活在某种环境中（“城内”），又对“城内”的一切感到失望，从“城内”突围后，来到“城外”后，或入了另一座“城”，便又发现了原先“城内”的好处，如此反复。这种人性的特征，或者说人性的矛盾，成为方鸿渐从一个环境转换到另一个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方鸿渐之所以成为“多余人”，是和人的某种矛盾的天性分不开的。《围城》不但从社会环境这个外部因素来描述方鸿渐的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更是从人的矛盾天性角度，来揭示方鸿渐成为“多余人”的原因。这也正是《围城》成功之处、深刻之处，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方鸿渐”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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